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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883年7月，的里雅斯特

    七月的的里雅斯特，热得像蒸笼。海面上升腾着水汽，把远处的船只扭曲成模糊的影子。海鸥懒得飞，蹲在炮管的阴影里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像一排挂在铁架上的灰色风铃。保罗坐在营房门口，手里拿着针线，一针一针地缝着蒙布。玛丽亚坐在他旁边，帮他穿针。她的眼睛不如从前了，穿针要眯着眼，有时候穿好几次才穿进去。

    “阿姨，您累了吗？”保罗问。

    “不累。缝布不累。以前在维也纳，缝衣服才累。衣服小，针脚要密。布大，针脚可以疏。”

    “那您为什么缝得这么密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飞机要飞。飞的时候风大，缝不密，会散。”

    保罗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缝的那一排针脚。很密，很直，比前几天进步了很多。

    “阿姨，您教我缝了之后，我的针脚好多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学得快。学什么都快。”

    “不快。飞机做了六年。六年才做到十五米。”

    “六年，不长。有些人一辈子做不成一件事。”

    保罗抬起头，看着玛丽亚。“阿姨，您这辈子做成了什么事？”

    玛丽亚想了想。“养大了莱奥。他父亲死了，我一个人带他。从七岁带到十七岁。十年。”

    “那您做了十年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十年。不长。”

    保罗低下头，继续缝。针在帆布上穿梭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蚕在吃桑叶。

    雅各布的咖啡馆来了一个新客人——一个从英国来的水手，叫詹姆斯，四十多岁，满脸胡子，说话带着浓重的利物浦口音。他喝了一杯咖啡，眼睛亮了，说这是他在欧洲大陆喝过的最好喝的咖啡。雅各布问他是不是真的，他说：“真的。我在利物浦喝过更贵的，但没这个好喝。”

    “那您多喝。管够。”

    詹姆斯喝了三杯，付了钱，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在桌上留下了一枚英国便士，说：“这是小费。你煮得好。”雅各布把那枚便士放在柜台上的空瓶子里，跟那些野菊花放在一起。

    “雅各布，你生意越来越好了。”伊洛娜坐在角落里，喝着咖啡。

    “夏天人多。冬天就少了。”

    “冬天有冬天的客人。冬天冷，喝咖啡的人多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看着她，笑了。“你像个生意人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是。我是记者。”

    “记者也是生意人。记者卖字，生意人卖咖啡。我们都是卖东西的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笑了。“你卖的是好喝的。我卖的，有人不爱喝。”

    “不爱喝的人，不是你的客人。你的客人，是那些爱喝的人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。

    七月底，莱奥收到了一封来自克罗地亚的信。信是马蒂奇写来的，字迹比以前更抖了，但还能认出：

    “莱奥：

    你妈在你那里，好吗？她写信来说，咖啡好喝，海好看，你胖了。她说你胖了，我就放心了。胖了，说明吃得好，睡得好。

    我这里土豆收了。今年收成好，卖了不少钱。我买了一副新假肢，钢的，轻了很多。戴着不疼了。

    你什么时候来看我？秋天来吧。秋天路好走。

    马蒂奇”

    莱奥把信给玛丽亚看了。玛丽亚读完，沉默了几秒钟。

    “他买了新假肢。钢的，轻了很多。”

    “那您回去看他吗？”

    “秋天。秋天路好走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陪您去。”

    “不用。你守炮台。我自己去。”

    莱奥看着她。“您一个人？”

    “一个人。路不远，火车一天就到。”

    莱奥沉默了。他知道母亲说的对。路不远，火车一天就到。但他还是不放心。

    “妈，您小心。”

    “小心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小心小偷。小心骗子。小心坏人。”

    玛丽亚笑了。“你妈不是小孩子。你妈活了五十六年，什么没见过？”

    莱奥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“好吧。您自己去。到了写信给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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