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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877年4月，维也纳

    四月的第一周，伊洛娜的第二篇童工报道《手指与面包》发表了。

    这一次，反响比上一次更猛烈。不是因为写得更好——事实上，第二篇比第一篇更克制，少了很多情绪化的语言，多了数据和采访实录。但正因为克制，所以更让人无法反驳。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，每一句话都有来源，每一张照片都有名字。

    工厂主们坐不住了。

    四月三日，一个由十几位工厂主组成的代表团，走进了警察总局的大门。他们投诉的不是伊洛娜——他们投诉的是《新自由报》。理由是“煽动阶级对立”“破坏经济秩序”“危害公共安全”。

    韦伯被叫去问话。他回来的时候，脸色很难看。

    “他们想封我们的报纸。”他对伊洛娜说。

    “能封吗？”

    “能。只要上面点头。”

    “上面会点头吗？”

    韦伯沉默了几秒钟。“不知道。但我们要做好准备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准备？”

    “把最重要的稿子抄一份，藏起来。万一报社被封了，稿子还在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点了点头。当天晚上，她把那篇关于女性工人的报道、那篇关于童工的报道、以及贝尔塔的回忆录，各抄了一份，藏在公寓的衣柜后面。

    然后她坐下来，继续写第三篇。

    这一次，她写的是工厂主的利润。

    她从工商登记处搞到了几家大工厂的财务数据——不是秘密数据，而是公开的、可以在档案馆查到的数据。她用这些数据算了一笔账：一个童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，工资是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。如果换成成年工人，工厂主的利润会减少多少。

    算出来的数字，她列了一张表。

    表格很简单，一目了然。

    她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定为《账本》。

    她要让读者看到，工厂主反对禁用童工，不是因为“经济规律”，而是因为利润。

    卡尔·冯·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在四月五日收到了克林格的一份报告。

    报告上说，工厂主协会已经向警察总局施压，要求查封《新自由报》。警察总局内部有分歧——有些人觉得该封，有些人觉得不该封，理由是“报纸只是报道事实，没有违法”。

    “谁在支持查封？”卡尔问。

    “内政部的一位副部长。他叫赫尔曼·贝克尔。”

    卡尔愣了一下。“贝克尔？做什么的？”

    “木材生意。后来捐了一个官。他的妻子是……一个军官的遗孀。”

    卡尔想了想，没有想起什么。

    “继续查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查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查这个贝克尔跟工厂主协会有没有利益往来。”

    克林格点了点头，走了。

    卡尔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暮色。他想起伊洛娜站在他书房门口的样子，想起她说“卡尔，你是个好人”。他当时想说“好人没好报”，但没说出口。

    现在他想说：好人也许没好报，但坏人不能有好报。

    至少，在他看得见的范围内，不能。

    维也纳，第十五区。

    赫尔曼·贝克尔坐在自家客厅里，手里端着一杯白兰地，面前摊着那份《新自由报》。他读完了伊洛娜的两篇报道，脸色很难看。

    “这个女人，”他对妻子说，“她是在跟整个帝国作对。”

    “哪个女人？”妻子从厨房里探出头。

    “拉科齐。伊洛娜·拉科齐。”

    妻子愣了一下。“伊洛娜？她是……她是莱奥的朋友。”

    “莱奥？你儿子？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赫尔曼放下酒杯，皱起眉头。“你儿子认识她？”

    “认识。她来过家里。有一次圣诞节。”

    赫尔曼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电话机旁，拿起听筒。

    “你打给谁？”妻子问。

    “警察局。”

    “你疯了？你要举报她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举报。是提醒他们，这个女人很危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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